天盈配 80年前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用机会主义态度能躲就躲、能赖就赖

中国和亚洲各国的二战胜利纪念，年复一年地面对着这样的冷酷现实：一个80年来一直在摆脱战争追责、逃避战败惩罚的日本，一个80年来一直在亚洲制造对立分裂、挑起武装冲突的美国，让亚洲地区的和平局面长期处在严重的现实威胁之下。这就意味着，亚洲的战胜国甚至连“半胜利”都谈不上。日本投降后，这个国家的无条件投降最终没有得到落实，成了名副其实的“有条件投降”和“无条件免责”。80年来，亚洲各战争受害国要求日本深刻反省并真诚道歉的呼声从未停止，但日本一直都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天盈配，能躲就躲，能赖就赖。日本的“机会主义道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大的助推因素正是美国长期以来在整个亚洲实施的“机会主义操弄”。美国机会主义的亚洲战略放纵了日本机会主义的脱责逃罪，而日本的脱责逃罪又进一步助长了美国称霸亚洲的野心。帝国主义是非正义的，反帝主义是正义的，这是人类社会的公理良知，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日本在美国的包庇和扶持下，脱责逃罪80年，事实上也就是继续选择站在非正义的立场上80年，走在非正义的道路上80年。但是日本需要看到，这个世界不会留给非正义的、反和平的、反人民的黑暗势力更多的出路。80年后的今天，中国这一方，在强国之路上的胜利之旗高高飘扬，在反帝事业上的正义之旗高高飘扬。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历史尺度的征程上，80年时间同样不算很长，正义与非正义的对决，正未有穷期！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子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是一个世界性的纪念日。以80年前停战的那一天为起点，今年是“战后”的第80年。

但是在亚洲，这个纪念日的意义，又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一方面，这是中国及其亚洲各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以及日本战败投降80周年；另一方面，也是日本拒不公开认罪真诚道歉并继续坚持错误历史认知的80年，以及美国通过操弄日本长期干涉亚洲事务、破坏亚洲和平的80年。

人们年复一年地面对着这样的冷酷现实：一个80年来一直在摆脱战争追责、逃避战败惩罚的日本，一个80年来一直在亚洲制造对立分裂、挑起武装冲突的美国，让亚洲地区的和平局面长期处在严重的现实威胁之下。

这就意味着，对于包括中国在内所有遭受过日本侵略、承受了巨大苦难的亚洲各国来说，完整的胜利远未到来。由于原本应该处理的战败国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处理，加之战败国长期以来拒不认罪道歉、变相复辟翻案这一恶劣态度，亚洲的战胜国甚至连“半胜利”都谈不上。

但是没关系，亚洲的文明历史很长，衡量历史的尺度也很大。80年不够就用100年、200年，历史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对和平的威胁总是要消除的。

一、80年来日本的“机会主义道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接受美、英、中、苏四国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并无条件投降。

“无条件投降”这个概念，首次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联合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式提出。同盟国要求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其主旨有二：一是战败国不得与战胜方进行协商谈判，其投降不得附加任何政治、军事或制度上的条件；二是战败国原有的政府机构、政治体系不被承认或保留，所有处置权完全掌握在同盟国手中。

1945年8月15日12时整，电台开始以所谓“玉音放送”的形式播出了裕仁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

由于1945年5月的德国已经按照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接受了处置，因此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后，这个亚洲的法西斯国家原本是没有什么机会避免同样命运的。

但是，昭昭天理在上，整个世界却目睹了荒诞的一幕：正在陷入灭顶之灾的日本，死死抓住了战胜国之一的美国一手递上的宽大跳板，三步并两步，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而跳板的起点，正是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的《终战诏书》。这份诏书虽然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却做了很多手脚——用“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为日本发动战争进行辩解，用为保护“亿兆之赤子”和避免人类文明毁灭为结束战争提供理由，并用“终战”这个中性词代替了“投降”或“战败”。这些手脚意味着，对日本来说，天皇这个发动侵略战争的最大责任人从未真正悔罪，也从未真正投降。

此事的危害在当时还不太显著。对比德国，其战争首要责任人希特勒通过自杀表达了不认罪、不投降的态度，但最终并不影响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如果四大战胜国依照同样的模式采取行动，在占领日本后直接追究日本天皇这个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拥有军队统帅权并最终批准所有主要军事行动的首要责任人的战争罪行，并按照废除整个纳粹组织的方式废除日本的天皇制和军国主义体系，那么这份《终战诏书》中的措辞将不会改变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结局，更不会长期有效，以至于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一直为日本右翼势力宣扬的“国家无过、国民无罪”论提供根据。

但是，逃生的跳板竟然顺利地搭了起来。在美国的安排下，日本的天皇制连同裕仁天皇本人一起受到了保护。当时英国和苏联派驻远东军事法庭的代表都希望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而美国政府却出于单独统治日本的考虑，最终通过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将天皇转变为“国家和民众团结的象征”，借此逃避了追责。

天皇制的保留和天皇被免责是决定性的一步，通过这个安排，日本这个国家的无条件投降最终没有得到落实，成了名副其实的“有条件投降”和“无条件免责”。美国历史学家Herbert P. Bix在《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塑造》一书中写道：“麦克阿瑟把裕仁排除在战争责任追究之外……从根本上抽掉了日本战后被迫进行道德重建的前提。”

而这正是日本在停战期间努力想要得到的结果。继天皇8月15日的《终战诏书》之后，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的《降伏文书》第一款变通成了“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所有日本军队，以及在日本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两个文件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愚弄世人的把戏。借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杀人犯被捕了，在受审时他宣告：犯罪的只是我的两只手，你们把它们挂上绞刑架吧，我这个人的头脑和精神都是无罪的，也不需要任何认罪和道歉。

更为荒诞的是，这个耍赖的把戏竟然被法官全盘接受了。罪犯心存侥幸，法官徇私枉法，双方一拍即合。表面上看，日本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日本失去了从国家层面进行‘自净’的唯一机会。”（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战后史中的变容》，岩波现代文库2005年）可以说，自此之后的日本，从“国格”这个角度就是一个在道德上失败、灵魂上卑污的国家。

80年来，亚洲各战争受害国要求日本深刻反省并真诚道歉的呼声从未停止，但日本一直都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能躲就躲，能赖就赖，依仗的是什么？依仗的就是这种对道德责任的彻底放弃，越无德越有理。这种态度，在与拥有悠久道德文化传统的亚洲各国的对比中，尤其刺目。

1957年，为了打开外交局面，时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在出访缅甸时对该国表示：“我们对在战争中给缅甸人民造成的伤害深表抱歉。”1965年，为了实现日韩关系正常化，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在访问韩国时，首次就历史问题向韩国公开道歉。整整20年里，从选择的对象国家，到选择的道歉时机，无不是机会主义的。

到了1972年，日本终于不得不直面中国这个最大的战争受害国了，但机会主义继续主导着首相田中角荣的表态。在中国政府坚持要求日本明确承认战争责任并道歉的压力下，田中在欢迎宴会上的措辞居然是“添了麻烦”（日语“迷惑”），引发中方强烈不满。周恩来总理严正指出，这种轻描淡写的表述无法让中国人民接受。最终，日方才不得不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改为“深刻反省”。

然而，从那时起直到今天50多年过去了，日本这个国家何时真正“深刻反省”了？何时放弃过一直以来的机会主义态度了？不仅如此，虽然有过1995年日本投降50周年纪念日“村山谈话”这种可以被接受的表现，但是更多的却是大量不可接受的言行，包括首相和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坚持“侵略未定议论”，否认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等重大史实，修改教科书，宣称认罪已经足够了等等，而且后者已经渐成主流。

2015年8月14日天盈配，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

2015年日本投降70周年纪念日前夕，安倍晋三首相发表了一篇“安倍谈话”，其中的“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之说，最能暴露出日本一直以来的机会主义本质，其内在的含义不过就是：只要坚持住这种不承认、不认罪、不道歉的态度，一两代人之后就没事了。在同一年日本媒体进行的一项舆论调查中，关于“日本历代首相对中国、韩国就过去的历史事实反复进行了认罪。你认为至今为止的认罪是否充分？”这个问题，受访者回答“充分”者占比竟然高达81%。

二、80年来美国的“机会主义操弄”

日本的“机会主义道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80年后的今天甚至几近于得逞，其最大的助推因素正是美国长期以来在整个亚洲实施的“机会主义操弄”。美国的“机会主义操弄”政策不除，日本的“机会主义道歉”把戏就不灭。

回顾历史，二战前的美国之于亚洲，不过就是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美洲同类。中国是在1840年被强加了“条约体系”之后，于1844年被迫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望厦条约》的，日本是在1853年美国“黑船舰队”兵临城下之后被迫开国的，菲律宾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根据《巴黎条约》被美国占领的。总体上，美国与亚洲各国之间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与反侵略关系。这是美国与亚洲各国关系的一个基本底色，无论日后发生了什么，这个基本底色从未完全消失过。

这个时期亚洲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日本的“脱亚入欧”和高速崛起。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日本凭借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方面的全面西方化，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并且积极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事务——这充分迎合了西方对日本的期望，并接受其为西方集团成员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也彻底改变了。当亚洲其他国家仍在继续着本国的反帝反殖正义事业之时，日本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新兴的西式帝国主义国家，反过身来开始用与西方列强同样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方式对待亚洲邻国。由于在西方列强内部，各国间的关系完全是利益至上，毫无道义可言，所以这个时期的美日两国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概言之，从日本入侵朝鲜并挑起日清战争之后，日本开国早期的反帝反殖正义性就完全丧失了。对于美国来说，此后的日本不过就是一个亚洲的德国，无论是日本对俄国的战争还是二战时期日本对美国的战争，都是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与殖民地国家的反帝事业毫无关系。

同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美英两国在二战中重新获得相对于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道义优势，靠的不是帝国主义者集体的良心发现，而是靠着罗斯福和丘吉尔个人的天才创造。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是以个人名义联合发表的，通过这个文告，针对德意日三国的战争被加入了道德原则和所谓的“美国信念”。其中一部分内容是针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如反对领土扩张、支持民族自决、促进国际安全与裁军、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体系”等基本原则；另一部分则是将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主义与英美法等国的帝国主义区分开来的，如罗斯福发明的“四大自由”等核心理念。

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拿手好戏，历史再次重演，“利益之战”再次化身为“道义之战”、“信仰之战”甚至“哲学之战”。利用“四大自由”这个与法西斯主义的区别，美英两国为自己贴上了“自由民主”的标签。

以这一年为转折点，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阵地上高高升起了正义之旗，并凭借其强大的国力一举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领导者。第二年发布的《联合国家宣言》号召26个签署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敌，宣誓“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对抗轴心国！”

从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算起至1941年，中国已经单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长达十年并做出了巨大牺牲。此后的四年，中国成为了美英领导下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部分，并最终与同盟国一起取得了对轴心国的胜利。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片段并不意味着，美英两国在这四年里通过战胜日本法西斯所获得的正义性，就可以与中国自1840年以来抗击包括英美法德意日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所具有的正义性相提并论。

在1945年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的“密苏里”号战舰上，麦克阿瑟悬挂了两面美国国旗，一面曾经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那天飘扬在白宫；另一面是31颗星的旧国旗，曾飘扬在佩里迫使德川幕府开国的“黑船”舰队桅杆上。这是麦克阿瑟特意传递出的信息：美国再次取得了胜利，日本将迎来第二次开国，因为在两次开国之间的这一个世纪里，日本走了弯路。

通过这个姿态，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历史不见了，只留下了美日两国关系史；亚洲各国遭受的巨大苦难和最终的胜利也都不见了，只看到美国一国对日本的第二次胜利。日本逃避战争责任的机会就是这样出现的。

很快，麦克阿瑟变身为“蓝眼睛的幕府将军”、天皇之上的“太上皇”，1946年出任首相的吉田茂则当上了“袖珍的丘吉尔”。通过两个人的合作，对日占领的蓝图被设计成美国一国监督之下的“一场温和的家内清扫”，旨在将日本重新改造成美国眼中的一个西方集团“可靠成员”。

1945年9月27日，美国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美国驻日大使馆会见到访的日本裕仁天皇。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这种处理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扭曲，对正义的忽视。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等亚洲邻国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变得无足轻重了，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巨大罪行变得情有可原了。

重要的是，这本不是所有战胜国的原意。名义上，对日占领是一项同盟国共同采取的行动，由远东委员会（FEC）这个13国代表组成的机构负责制定一般政策。在远东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对日理事会”（ACJ）及其下属机构，而“盟军最高司令”（SCAP）基本上是麦克阿瑟的个人办公机关。但现实中的操作却完全南辕北辙。

由于美国承担了太平洋作战中的主要任务，美国很早就制定了对日本的占领计划，并在日本投降之前最终形成一份《（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的文件。这份文件体现的完全是美国的国家意志，通过麦克阿瑟的权力机构来执行，远东委员会沦为了橡皮图章，而日本也就随之成了美国这一个战胜国手下的战败国。最后，通过麦克阿瑟一手设立的远东军事法庭，原本应该充分伸张正义的东京审判，却成了胜者裁判而亚洲缺席的扭曲模式。

考虑到日本在整个军国主义扩张历史上对各个亚洲邻国，特别是对中国，犯下的巨大罪行，这种温和方式的对日占领无异于一场对于所有受害国家和人民的“二次加害”。即使有过战犯审判、“非军事化”名义下的大清洗等惩罚，日本民众也经历了战后困难时期的痛苦，国家也经历了丧失主权的屈辱，但与日本战争罪行和受害国的痛苦相比，都不成比例地过于轻微。

美国政府是否对得起本国人民，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战争中牺牲的数十万军人和他们的家庭，是美国自己的事；但美国如此傲慢地置其他国家的切身感受和强烈诉求于不顾，并在事实上剥夺了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亚洲国家彻底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权利，却涉及到整个世界的公平正义。

1945年到1947年间对日占领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由三个“d”字母打头的词定义的——日本的非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政治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以及财富和权力的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这基本上是符合公平正义的；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任务发生了大转变，到了1948年开始的时候，三个“d”让位给了四个“r”——劳工的再培训（retraining）、民众的再就业和再安居（rehabilitating）、军队的再武装（rearming），以及日本国际地位的再定位（realigning）。1948年1月杜鲁门政府的陆军部长发表演讲，要求日本“作为一个制止任何其他极权主义的战争威胁的力量而发挥作用。”

“反共堡垒”的新定位成了日本的新希望，朝鲜战争期间高达20亿美元的战争采购订单又为日本带来了“天赐甘霖”，短短三年，日本经济强力复苏，出口额翻了三倍，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沉浸在峰回路转和喜从天降的兴奋中，还能指望日本深刻反省、公开认罪并向邻国真诚道歉吗？

尽管众多亚洲国家仍然坚持要让日本接受严厉惩罚并作出应付的赔偿，但是美国的想法已经完全变了。在东西方冷战和朝鲜战争的新形势下，美国希望结束对日占领与日本政府希望恢复国家独立两方面的愿望一拍即合——于是，用一个惩罚性对日和约取代日本投降书的合理方案，让位给了对日《和平条约》和《美日安保条约》这个在苏联和中国等国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完全一厢情愿的、极力表现宽宏大量的、只符合美国及其盟国利益的“旧金山体制”。

两个条约于1952年4月生效，吉田茂取得了他个人事业的最大成功。据近些年披露的档案资料，正是这位首相于1952年当年出面阻止了日本天皇裕仁表达对于发动战争的“悔恨”之义的公开演讲，他劝告天皇今后不再提及战争或日本的战败。因为在他看来，日本已经完成了从认罪悔罪的管制之下出逃的计划，罪恶历史从此翻页了。

回顾地看，短短7年时间，日本就实现了天皇脱责和国家免罚这个在1945年无条件投降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大跳跃，身上背负的十字架扔掉了，一身轻松阔步前行，此后几十年里历次言不由衷的道歉怎么看都像是开玩笑似的。

这完全就是美国在亚洲的机会主义政策导致的。

三、正义与非正义的对决未有穷期

美国机会主义的亚洲战略放纵了日本机会主义的脱责逃罪，而日本的脱责逃罪又进一步助长了美国称霸亚洲的野心。置亚洲的公平正义与和平稳定于不顾，美日两国这一出“双簧戏”自导自演了80年，直到今天。

80年来，从最初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完成对日占领，到几年后改造日本使其成为东西方冷战中的“反共堡垒”，再到如今推动日本使其成为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支柱之一，美国三次战略上的大转向，也是三次对历史的大扭曲。这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呢？果真有什么一以贯之的宏大事业吗？事到如今，人们对那个所谓的“自由民主”华丽说辞已经不再相信了，而80年来促成了美日全面合作、奠定了美日同盟基础的那个真正的“事业”，其实通过梳理这几次机会主义的大转变背后的一致性，也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的，尤其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对于中国来说，自1840年至今已过去185年了，在这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无论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局，却始终贯穿着同一个未曾中断过的宏大事业，那就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因为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里遭受了太多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至今也仍然面对着帝国主义性质的安全威胁，所以这个宏大事业仍在持续地进行着，正未有穷期。而由于每一个帝国主义性质的外来侵略和压迫都是非正义的，所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将帝国主义赶出去的解放事业，以及决不让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再次得逞的强国事业，都是具有最高正义性的事业。这是一个最为明白无误的事实。

以这个基本事实为根据，美国和日本80年来这些表面上变来变去的机会主义路线到底是什么，也就一目了然了：归根结底也是一个东西，就是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最高正义性的事业的不同形式的反对！

日本发动了野蛮残暴的侵华战争，其本质是什么？当然就是试图用武力迫使中国放弃正义的抵抗，接受它的非正义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

在打败了日本之后，美国在中国采取扶持国民党、打击共产党的政策，其本质是什么？当然是不能接受一个要坚决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完全合乎正义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与日本一拍即合，从惩罚日本转为扶持日本，实行将日本打造成“反共堡垒”的冷战战略，其本质是什么？当然是不能接受一个真正开始走上强国之路、决不让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再有任何机会得逞的、完全合乎正义的强大中国。

中美全面竞争格局形成之后，美国在“印太战略”赋予日本“遏华支点”的新角色，其本质又是什么？不过就是历史的轮回，就是美日两国殊路同归，再次回到了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中国伸出魔爪那个时期！

由此可见，通过将历史尺度放大，那些原本混乱的历史事件就显现出了其中的逻辑一致性。正是因为中国对于具有最高正义性的反帝事业长期以来的坚持，也正是因为美国和日本对于这个正义事业长期以来的恐惧和反对，才有了80年时间里美国和日本所有这些非正义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侵华日军士兵堀越文夫的相册（郊外被日军杀害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尸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近年来，美国默许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对右翼否认侵略的言行“形式上关切、实质上纵容”，不断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形势的发展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中国当然会批评美日两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反过来看，也恰恰说明中国所代表的正义事业正在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

帝国主义是非正义的，反帝主义是正义的，这是人类社会的公理良知，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日本在美国的包庇和扶持下，脱责逃罪80年，事实上也就是继续选择站在非正义的立场上80年，走在非正义的道路上80年。只要这个涉及正义和非正义的根本性选择不变，任何口头上的“深刻反省”和“真诚道歉”都毫无意义，无论说多少遍，也不存在“足够了”的问题，更不存在“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的问题。

所以说，中国一再要求日本就历史问题“深刻反省”，就战争罪责“真诚道歉”，不过是中国方面的善良用意和苦口婆心。而日本方面并不听从，在80年后甚至还在反其道而行之，只能说明这远不是哪届政府、哪位首相的政策选择问题，只能说明这是日本自80年前主动放弃了对自身罪恶历史进行深刻检讨并进行本国的道德重建这个唯一的历史机会之后，这个国家从此也就在内心里彻底泯灭了关于正义的观念，在行动上沿着非正义的道路一直走到底。

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丝毫不敢离开美国的设计和安排半步，因为它的全部道德标准和是非观念都只能从美国那里取得。无论美国做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对日本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日本也都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其后，没有其他选择。日本自己也清楚，这完全不算是一个正常国家。

当然，也许是仍然怀抱着军国主义的野心，也许是仍然陶醉于机会主义的伎俩，对于选择了这条道路的日本来说，80年时间似乎并不算很长，似乎未来还可以照现在的样子继续走下去。只要日本认为历史还能倒退，时代还能逆转。

但是日本需要看到，正如十年前的70周年纪念日上中国最高领导人喊出的响亮口号——“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个世界不会留给非正义的、反和平的、反人民的黑暗势力更多的出路。80年后的今天，中国这一方，在强国之路上的胜利之旗高高飘扬，在反帝事业上的正义之旗高高飘扬，前景一片光明，道路十分宽广。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历史尺度的征程上，80年时间同样不算很长，正义与非正义的对决，正未有穷期！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